□杨景磐

 

     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及其筮法（本文在叙述中卜筮并提，并兼及古代三式术数和纳甲等法）在对重大事件的决策中，占据什么位置，发挥过什么作用？这是人们在对周易及其筮法和古代术数预测的研究中最为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对于周易筮法和古代术数学说的评价，也只有搞清了这个问题，才能够对于周易筮法和古代术数学说作出正确的评价，取得正确的认识。

一

最早对于易卦卜筮在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肯定评价的当属《尚书·洪范》中的有关论述：

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这里是指国王、国君之类的大人物有大的决策行为，首先要自己进行深思熟虑，“谋及乃心”，还要争求卿士的意见，也要听取老百姓的意见，最后要进行卜和筮。（卜和筮是两种不同的预测方法。卜用灼龟，依照龟甲的纹路作出判断。筮用蓍草，通过演草得出卦爻。今人认为卜法已经失传，筮法由《周易·系辞传》而流传下来。）由此可知，在古代卜和筮是民主决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程序，司马迁称“五谋而居其二”。可见，卜和筮在决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在古代卜和筮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具体怎样掌握呢？《尚书·洪范》中也有记载：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

这是说君王、卿士、庶民的意见一致，又与卜和筮的意见一致，称之为“大同”，这当然是大吉之兆，国君身体康强，泽及子孙，这是最为理想的情况了。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

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

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

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我们从上述几种决策情况可以看出，龟筮占卜的意见，、在决策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国君、卿士和庶民三方面的意见。也可以说，龟筮占卜在决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宋人蔡沈在注解《尚书·洪范》上述这段话时指出：

稽疑以龟筮为重。人与龟筮皆从（人与龟筮的意见相一致）是之谓大同，固吉也。人一从，而龟筮不违者，亦吉。龟从筮逆，则可作内，不可作外，内谓祭祀等事，外谓征伐等事。龟筮共违（指占卜的意见与国君、卿士、庶人的意见相违背），则可静，不可作。静谓守常，作谓动作也。

《尚书·洪范》中还说：

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

蔡沈注曰：“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参考。”

在古代，龟筮占卜活动不仅登上大雅之堂，参与庙堂军国大事的决策，并且“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对于卜筮人的选择是很严格的，同时“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可见，对于占卜的意见是慎之又慎的，惟恐有误。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也充分肯定了易卦卜筮在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代王之入（此指西汉前期平定诸吕之乱后，代王刘恒入朝即帝位一引者），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史记·日者列传》）

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史记·龟策列传》）

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

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史记·龟策列传》）

君子谓夫轻卜筮，无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祯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书》建稽疑，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占从其多，明有而不专之道也。（《史记·龟策列传》）

从司马迁的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古代是以人谋和卜筮并重的。只重视人谋，而轻视卜筮，是错误的。因为人的思虑往往只顾及眼前，而忽视长远，只顾及事物前进的发展的必然性，而忽视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卜和筮则能填补人的思虑所达不到的方面，正好补充人谋的不足，所以人谋和卜筮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而只相信卜筮，不依靠和重视人谋，这就违背了常道，同样也是错误的，因为抛开了人谋因素，只相信卜筮（鬼神），往往忽视事物前进和发展的必然性，只强调偶然性，这样单纯迷信鬼神，也就得不到正确的鬼神的指导，所以这样做是错误的。司马迁还解释《尚书·洪范》中有关卜筮的论述说，卜和筮在“五谋”（五谋是指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之中居其二，五占从其多（《尚书·洪范》中说，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是三占从其二。五占从其多，不知其出处），这说明解决疑难问题，进行大事件的决策，易卦卜筮的意见是重要的参考，但易卦卜筮的意见不是惟一的依据，这就是所谓“明有而不专之道也”。

我们还可以窥见，在古代不仅汉民族有遇事卜筮的习惯，各少数民族“亦有决疑之卜”，只是占卜的方法和道具各不相同，这就是“国不同俗”。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各种方式的卜和筮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卜和筮也是传统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

《左传》和《国语》中有几十则易卦卜筮的案例，是易卦卜筮用于重大事件决策实践的记录。这些案例表明，先秦时代，人们笃信易卦卜筮，凡有重大疑问和事件，则进行卜筮，然后再作决定，往往对易卦卜筮运用得体，有效地指导了人们的决策和行动，收到了趋吉避凶的效果。凡是违背易卦卜筮的意见，只从个人意志出发而进行决策和行动的，往往陷于凶险而失败。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公元前 635年）春，因为狄兵的进犯，当时周襄王离开国都成周而流落在郑国的汜地。秦穆公把军队驻扎在黄河岸上，准备护送周襄王回成周。晋臣狐偃劝说晋文公赶快领兵接纳、护送周襄王，这是在诸侯中树立晋国的威信，得到周天子信任的好机会。对于这件事，晋文公先让卜偃以龟甲占卜，得到“黄帝战于阪泉”的吉兆，文公还是不放心，又让卜偃用蓍草占筮，得到《大有》之《睽》。卜偃判断说，吉利，这是“公用享于天子”之卦，这次出兵勤王，战胜狄兵之后可以受到周襄王的宴请，还有比这更大的吉祥吗？《大有》的内卦是乾，乾为天，乾变为《睽》的内卦兑，兑为泽，有天为泽以迎日之象，这正是天子降尊位以迎接公侯的卦象，《大有》变《睽》，《睽》又回到《大有》，表明天子也就回到他原来的处所，这次出兵迎接和护送周襄王能够取得成功。晋文王听了卜偃的分析之后，就辞退了秦军，自己率领晋军顺流而下。三月十九日，军队驻扎在阳樊，右翼部队包围温地，并抓获制造叛乱的太叔，左翼部队护送周襄王回成周。四月初四日，晋文公受到周襄王的宴请和赏赐。周襄王把阳樊、温、原、攒茅的田地赐给晋文公，晋国从此开辟了南阳的疆土，为此后在诸侯中确立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晋文公遵照卜筮的意见出兵勤王，终于成功，并且得到了好处。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548年）记载：齐国棠公死了，崔武子（崔杼）前去吊唁，看到棠公之妻棠姜（东郭姜）美貌，打算娶为己妻。他用周易占了一卦，得到困卦六三爻变，而成为大过卦。陈文子对此解释说，这是凶卦，不可娶棠姜为妻，这是因为卦象表明，丈夫跟从风，风陨落妻子，所以是凶象。而且困卦六三爻辞说，为石头所困，据守在蒺藜中，走进屋去，见不到妻子，凶。这意味着前去不能成功，依靠的东西会使人受伤，将来无所归宿。崔武子已是色迷心窍，他不听这一套。他认为棠姜是个寡妇，有什么妨害，所有的凶险都让她的前夫承担了。于是崔武子就娶了棠姜为妻。原来齐庄公与棠姜私通，崔武子娶棠姜之后，齐庄公经常到崔家去，频繁地与棠姜私通。崔武子派人借机杀死了齐庄公，另立齐景公为国君，崔武子因此做了齐国的右相。次年，崔武子因与左相庆封争权，庆封乘崔氏家族内乱之机，杀死崔武子的两个儿子，夺取了崔氏家族的全部人口和财产，棠姜也因此上吊自杀。崔武子见家破人亡，已无家可归，又无力对付庆封，自己也上吊自杀。崔武子违筮娶棠姜，结果遭到灭门之祸。

我们仅从《左·国》数十则占卜例案来看，其应验程度确实令人叹为观止，易卦卜筮在对重大事件的决策中确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大概这正是古人对于易卦卜筮笃信不疑的重要原因吧。

现代有的学者指出，孔子作易传（一般认为，伏羲画卦符号，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易传》）完成了周易由卜筮向哲学的转变。对这一观点，笔者不敢苟同。诚然，周易是一部筮书，其卦爻之象和卦爻之辞是进行筮占的依据。而这种古老的筮法，正是依赖孔子的易传才得以保留和流传下来。孔子在易传中充分肯定和极力赞扬了筮和蓍的神秘性及其作用，他在《系辞上传》中说：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在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孔子认为卜筮是周易中所含圣人四道之一，并明确指出卜筮是君子的行为，因为周易是天下至精、至变、至神，用周易揲蓍占问就可以如响应声地得到回答，不论遥远、切近还是幽隐、深邃的事情，都能推知未来的物状事态。像上述孔子肯定和赞扬卜筮之处，在易传中比比皆是。至于卦爻之象和卦爻之辞中的哲学思想，孔子在易传中大多也是在论述卜筮之中透露出来的。所以，孔子易传不是使易由卜筮向哲学的转变和不转变的问题，而是将二者融为一体加以论述的。

不论怎么说，孔子在易传中对于卜筮的肯定和赞扬均到了无以覆加的地步：

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系辞上传》第十一章）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同上）

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同上）

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系辞上传》第九章）

宋人蔡沈说：“自夫子赞易，极著蓍卦之德，蓍重而龟书不传云。”也许是由于孔子在易传中极力赞扬易筮，从而人们只重周易占筮，以致使龟卜之法失传了。

总而言之，孔子在易传中，充分肯定了易卦卜筮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不必怀疑的。

三

秦汉以后，易卦卜筮在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未削弱，人们仍然笃信不疑。

司马迁说：“代王之人，任于卜者。”这是怎么回事呢？

西汉吕后八年（公元前 180年），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平定诸吕之乱后，议定迎立代王刘恒回长安继承帝位。这个消息传来，代王府（治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的臣僚们半信半疑，认为汉朝的大臣都是高祖时的将领，他们熟悉军事，诡计多端。现在他们刚刚杀绝了吕氏家族的人，在京城造成大血案，都可以说成是迎接代王去当皇帝，所以这个消息是不可信的。他们建议代王刘恒托辞生病拒绝去长安。只有中尉宋昌的看法相反，他认为刘氏诸王中代王刘恒年长而又“贤圣仁孝”，名声好，大臣们迎立回长安继位是可信的。刘恒之母代王太后薄氏，对此事也说不出个长短来。在这种情况下，代王刘恒决定求助于占卜。卜的结果是“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其意是说，大横裂纹（卜灼龟甲，以龟甲的裂纹作出判断）正正当当，我要成为天王，让父业发扬光大，像夏启继承大禹那样。代王刘恒听了卜人的断辞，说：“我本来就是王了，还再当什么王呢？”卜人说：“这里说的天王，是天子的意思。”于是，刘恒先派薄昭赶去长安，随后自己也带领手下赶赴长安继位当了皇帝。这也是依据占卜作出重大决策的一个典型案例。 [FS:PAGE]

两汉时代，由于五行学说的完备和发展，各种形式的术数预测学也竞相发展，易卦占卜的方式和方法得到开拓。扬雄的《太玄》、焦赣的《易林》、京房的纳甲筮法，以及太乙、奇门、六壬三式等学说纷纷出笼，在易卦卜筮领域中也各占有一席之地。《南齐书》的作者在《高帝本纪》中写下一篇用太乙式总结论述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年）至南朝宋顺帝升明元年（公元 479年）共 681年间发生的十三件治乱兴废的重大历史事件，虽然这不是以太乙式进行重大决策的记录，但却显示了《南齐书》的作者对太乙式的重视程度，而且这篇论述又出现在正史资料中，这就更值得关注。

太乙式等术数学进入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也可称得上源远流长。《三国志》和《诸葛丞相集》中也有运用太乙式的记载。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元年（公元 713年）七月平定太平公主叛乱之前，曾让道士冯存澄以六壬式占课，冯存澄作出了“始当果断，终得嗣天”的判断，为李隆基果断剪除太平公主党羽，从而掌握朝政大权才得以实现。北宋仁宗康定二年（公元 1041年），徐复以太乙式回答仁宗提出的对西夏用兵的问题。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公元 1283年），著作佐郎张康以太乙式建议元世祖忽必烈取消征伐日本的计划，得到采纳。（拙著《中国历代易案考》中对上述案例均有详解，可参考）这足以证明，除易卦卜筮外，三式术数学也曾在重大事件的决策中发挥过作用，受到过重视。

但是，随着易卦卜筮领域的拓宽和这支推演队伍的扩大，占卜推演人员已不限于朝廷中的太卜官，其推演判断水平未免良莠不齐，也给易卦占卜活动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西汉武帝晚年欲伐匈奴，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黼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这次北伐匈奴的最终结局是七万大军全军覆没，贰师将军李广利投降了匈奴。汉武帝曾多次征伐匈奴都取得了胜利，唯其晚年最后一次征伐匈奴却遭到惨败。因此，武帝于征和四年七月颁发《轮台责己诏》中曾提到这次失败，最后明确指出“计谋、卦兆皆反谬。”（拙著《中国历代易案考》中有此易案，可参考。）

北宋末年，金军围攻汴梁城。钦宗赵恒竟然相信术士郭京“撒豆成兵，生擒敌帅”的谎言，任由郭京摆布，以其六甲神法退敌。结果汴梁城被金军攻破，徽、钦二帝皆被金国俘去，北宋王朝灭亡了。这是更为荒唐的一幕。

在古代，易卦卜筮是非常谨慎严肃的活动，后世对此等同游戏，也就已经失去了易卦卜筮的意义。《尚书·洪范》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蔡沈注曰：，“蓍龟者，至公无私，故能绍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无私，而后能传蓍龟之意，必择是人而建立之，然后使之卜筮也。”后世方士之流，不学无术，借此以谋取名利，是对卜筮的亵渎，距离卜筮的真正意义已经相去十万八千里了。此等名利之徒的活动与真正意义的卜筮决不可相提并论。

四

易卦卜筮充满变数，充满不确定因素，有很大的随机性和随意性。至今，人们还不能揭示其实质所在，对它的作用和价值还没有得出一个一致的结论。但是，历代以来文人学者们对易卦卜筮乐此不疲，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因为不能揭示易卦卜筮的实质所在，所以前人多把它归之于神、鬼和天的范畴。

孔子于《系辞上传》说：“蓍之德圆而神。”蓍草演卦神妙莫测，故称之为神。孔子又说：“神无方而易无体。”（《周易·系辞上传》）今人冯友兰教授对此解释说，周易是宇宙的代数学，什么问题都可以代进去求解，这就是“神无方而易无体”（参见冯友兰论文：《孔子、孔丘、如何研究孔子》，《新华文摘》 1985年第 5期）

孔子在《周易·系辞下传》中说：“人谋鬼谋，百姓与能。”这里的鬼谋指的是易卦卜筮。《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对此阐释说，圣人做事有人出计策，有鬼神（卜筮）出计策，百姓就拥护这样有才能的圣人。明人来知德在《易经来注图解》中说：“凡人有事，人谋在先，及事之吉凶未决，方决于卜筮，所以说‘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也。”

北宋邵雍说：“人谋人也，鬼谋天也，天人同谋而皆可，则事成而吉也。”（《皇极经世·外篇》）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主张：“是以知仁并用于心，而人鬼交谋于道。”（《周易外传》卷五）这是对“人谋鬼谋，百姓与能”的发挥。人鬼交谋，一是“任谋于人”，一是“听谋于鬼（易卦卜筮）”。通过人的努力（人谋）和占易（鬼谋）研究事物客观规律的活动，以鬼谋助人谋之不足，把二者联系起来考虑，配合起来应用，即“人鬼交谋于道”。王夫之认为，事物的发生发展既要受必然法则的支配，又受到偶然因素的制约，正确认识必然和偶然的关系，是把握“常变关系”的关键，只看重必然性的人，实际上是受神的摆布，只看重偶然性的人，实际上是崇拜神秘主义，二者都是错误的。必须从偶然性中掌握必然性，用鬼谋帮助人谋之不足。

邵雍和王夫之的观点是相同的，都是主张人谋和鬼谋（易卦占筮）相互结合，以鬼谋助人谋。

实践告诉人们，办任何事情，实现任何目标，在实施和运作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和发生一些偶然性的特殊情况，节外生枝。这些节外生枝的特殊情况，往往是人的思虑在事前不可能预料到的，而鬼谋（易卦卜筮）恰恰能够事先预见到各种特殊情况，这就会使决策更为完备。所以，鬼谋（易卦卜筮）能够助人谋之不足，二者的相互结合才是最完美的。实际上，二者的相互结合是前人普遍认同的，也可以说已是中国古代传统决策的固定模式。

现代外国学者虽然不懂中国的易卦卜筮，也不可能知道人谋和易卦卜筮的相互结合是中国传统决策的固有模式，但是，他们在对决策科学的研究中，似乎也发现了与中国传统决策模式相类似的现象，他们提出的决策模式与中国的传统决策有相通之处。为了讨论这一问题，特摘录有关资料如下：

诺贝尔管理学奖获得者西蒙，在其《管理决策新科学》中，把知识进入决策部分称为“程序化决策”。这种决策模式，在宏观经济领域内容十分广泛，比如前面提到的“卢卡斯效应”；在微观经济领域运用更为普遍，比如每一项具体经济行为的“可行性分析报告”，是由系列科学依据组成等等。但是，把握了“程序化决策”手段，是否可以保证决策目标最终能够成功呢？西蒙研究认为：知识的获得，是现代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是成功决策的基本条件，真正进入“随机应变”的竞争领域，成功的可能性也只有概率意义上的 50%。例如广泛作用于股市的美国 K/D随机指数、世界象棋的人机对弈等等，由于缺失“程序化决策”的经济行为，而无法进入有效竞争状态，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那么成功概率的另一半又在哪里呢？

西蒙研究注意到：“程序化决策”即使非常完美，当它作用于不同的人时，也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局，从而证实了“非程化决策”的存在，而且只有“程序化决策”与“非程序化决策”结论相同时，最终价值才能实现。因此，西蒙认为成功概率的另一半，应该由“非程序化决策”来完成。但这种决策模式与知识的关系不是十分明显，因无法用计量单位显示而使对它的描绘捉襟见肘，只能勉强用“灵感”、“潜意识”等词来形容。更使西蒙感到十分为难的是，“制定非程序化决策所依靠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尚不了解的心理过程”，“我们还不知道这种技能来自何方”？其实西蒙难题在我国易数体系中早就有了答案。（摘引自穆璞《再论易数与西蒙难题》，载《易数之友》 1998年第 6期）

西蒙 (Herbert   simon) ，美国管理学家，诺贝尔管理学奖获得者。西蒙在他的著作《管理决策新科学》中，提出“程序化决策”与“非程序化决策”的成功概率各占 50%。只有二者的结论相同时，其决策的最终价值才能得以实现。西蒙关于两种决策模式的观点及其意义，与中国传统决策模式及其意义何其相似乃尔！我们不难发现，西蒙虽然发现了“非程序化决策”的存在及其价值，但是，他对“非程序化决策”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对于“非程序化决策”的把握和制定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只能依赖“灵感”和“潜意识”之类的“心理过程”，因为“还不知道这种技能来自何方”。

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的决策模式还是技高一筹的。因为所谓鬼谋（易卦卜筮）决策不凭藉任何人的“灵感”和“潜意识”，不能想当然，而是“有章可循”的固定推演法式，大量的实践也已经验证，这种决策模式的成功概率不会低于 50%，是行之有效的，只是还没有被国际学术界所认识和接受罢了。

五

当代学者唐明邦教授在总结历代易案时指出，在古代，占筮活动是相当庄严的事件，历代用周易进行占筮的记录中，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令人叹为观止：

一是重大政治举措的决策，要进行占筮，如重耳返国、晋悼公为君、勾践归国、南朝宋顺帝禅位、宋徽宗被俘、溥仪论国民政府等；二是重大战争，须通过占筮预测是否可行及未来胜败结局，如鄢陵之战、赵鞅救郑、韩原之战、吴王伐齐、汉武帝伐匈奴、邓艾伐蜀．张康论伐日本、奉直战争等；三是个人重大行动的抉择，如伍子胥奔吴、夫差释勾践、李纲仕唐、朱熹焚奏稿、辛弃疾南归、纪晓岚科举等。（《中国历代易案考·序》）

唐明邦教授的这段论述具有概括意义。我们在总结前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重要的问题在于包括易占在内的传统文化所持的应有态度。笔者认为，在当前人们呼唤国学回归的大潮中，周易及其筮法的回归也不应排除在外。

西方诺贝尔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提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参见燕赵都市报 2004年 10月 1日《“诺贝尔和孔子悬案”获解》）也有的学者预言，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传统文化必将大放异彩。我们也已经看到，周易、周易筮法以及传统的术数学在尘封多年之后，已经走出了图书馆的书架和学者们的书斋，也已经作为多元的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引起人们的关注。或许易数预测登上大雅之堂，进入决策领域已经为期不远了。

笔者秉承家学，又经过十余年苦心探究，撰成《重大事件卦象探秘》一书，分为信息时空预测、用事时空验证和前人案例解析三个部分。信息时空预测，是多年来笔者捕捉信息作出提前预测的案例；用事时空验证，是对于海内外已发生过的重大事件所对应的卦象进行分析验证的案例；前人案例解析，是选取若干前人的易数预测案例进行分析研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本书旨在为易数进入决策领域辟出一条蹊径，提供一些启迪意义，权作引玉之砖吧。

最后，还是引用孔夫子在《周易·系辞上传》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之结语吧：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前人在将易数用于决策的实践中，也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也不断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北宋张载说：“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他认为周易是为君子占验未来之事，每一卦都是教导人们如何具有君子的品德，卦爻辞中的吉凶，乃善恶之意，道德败坏的小人是在周易中得不到好处的。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人提出了“易不可占险”的问题。据《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 430年）记载：南蒯为鲁国季孙氏（季孙氏为当时掌握鲁国政权的三大公族之一）的家臣，他因与掌握鲁国实权的贵族季孙氏闹了矛盾，就图谋推翻季孙氏，为此占了一卦，得到本卦为坤卦，六五爻为变爻，则变为比卦。坤卦六五爻辞是“黄裳元吉”的吉辞，南蒯认为是大吉之卦，并把这一卦让子服惠伯来解释。

子服惠伯认为，这一卦若占问忠信之事则符合卦辞的意思，不然，就必定失败。子服惠伯分析了坤卦六五爻辞“黄裳元吉”的真正含意，指出了不能用易卦来占问冒险的事情。

我们可想而知，南蒯打算推翻实力强大的季孙氏，是一种密秘的阴谋活动，他不会在事前把自己的行动计划透露出去。因此，他不会把所要占问的事情告诉给子服惠伯。他只对子服惠伯说，我打算去做一件事，占卦得到坤之比卦，请你判断一下吉凶如何。 [（南蒯以卦）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 ]

这一卦本卦为坤卦，坤卦之义主于顺从。坤卦六五爻为变爻，爻辞为“黄裳元吉”。古代以上身所着的服装为衣，下身为裳。“黄裳元吉”的意思是说，身着黄色裙裳，奉行臣道，至为吉祥。古代以黄色为中色（黄居五色的中位），上至人君，下至卿士，下身皆着黄色，以表示“谦下”的意思。所以，“黄裳”是有“谦下”的象征意义。 [FS:PAGE]

子服惠伯据“黄裳元吉”的本义推断认为，虽得此大吉之辞，只有做忠信（这是对顺从、谦下之义的引申）之事才能与爻辞之义相符，如果不是忠信之事，爻辞虽然吉利，未必能行。

南蒯作为季孙氏的家臣而打算推翻季孙氏，显然这与顺从、谦下、忠信之义皆不相符而相反。其结果是南蒯未能推翻季孙氏，而是带着费地（南蒯享有费地）逃亡到齐国去了。

子服惠伯在分析“黄裳元吉”的本义之后，总结说：

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关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三）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子服惠伯还是就这一卦进行引申，不可以用易卦来占问冒险的事情。他强调说，中美就是黄，内心不忠诚，就与黄色不相符合；上美就是元，元是善的首位（元者，善之长也）；下美就是裳，在下面不恭敬，就与服装不相符合。这三者都具备了才能合乎“黄裳元吉”的意思，如果有所缺少，爻辞虽吉，未必能行。

清人江永对此评论说：

筮辞有反其吉凶以告者，南蒯筮得“黄裳元吉”是也。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因言“黄裳元吉”之理，且曰“《易》不可以占险”，其于《易》也深矣。南蒯方以为大吉，宜其不黄、不裳、不元而致败。然则《易》误南蒯也？非也。《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今之为小人谋者已至，被自误之耳。深思浅谋之人，迩身而远志，家臣而君图，其欲生杞于圃也久矣。即正告以危厉凶灾，其肯翻然戢志乎？（《河洛精蕴》 126页）

江永又借题发挥，提出“筮辞有反其吉凶以告”的问题。这同子服惠伯说的“忠信之事则可”“《易》不可以占险”和张载的“《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都是一致的。易卦教人避凶趋吉，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而不是教唆人们去做不仁不义的事情。这一点是前人共同强调的。

汉武帝晚年最后一次征伐匈奴，是在征和三年（公元前 90年）三月，由太卜占卦，得大过之恒，大过九五为变爻。取用大过九五彖辞中“何可久也”一语，太卜据此谓很快就能破敌。屡立战功的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七万从五原出发北代匈奴，乘胜北追至范夫人城（地址不详）。但正在这时，朝廷中“巫蛊事件”暴发，李广利也被牵扯进去，其妻子已被逮捕入狱。由此，贰师将军李广利恐惧，率部投降了匈奴。匈奴单于知李广利为汉朝大将，就将女儿嫁给他为妻。一年之后李广利在匈奴遭嫉妒被杀。

太卜判断这一卦是战胜匈奴打胜仗的卦，却遭到惨败。

征和四年（公元前 89年）七月，汉武帝在轮台罪已诏书中针对北伐匈奴而失败的事件，无可奈何地感叹说：“今计谋、卦兆皆反谬。”

李广利是西汉王朝屡破匈奴、屡立战功的著名大将。武帝此人笃信方术，而且也从易卦方术之中得到帮助。司马迁在《史记·龟策列传》中说：

至今上（指汉武帝一引者）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成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

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粤，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利于此。

从司马迁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汉武帝北伐匈奴、西征大宛、南收百粤，蓍龟占卜在用兵选将上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武帝时博开艺能之路，数年之间，太卜大集，这就使得太卜队伍来自四面八方各个阶层，其占卜水平未免参差不齐，就会降低占卜的准确率，从而导致“计谋、卦兆皆反谬”。

我们回头再分析一下征和三年（公元前 90年）为北伐匈奴占得的大过之恒的卦兆，是确实“卦兆反谬”，还是太卜判断失误？

这一卦本卦为大过，九五为变爻。大过初、上皆为阴爻，中间四个阳爻，其内互（二、三、四爻）为乾，外互（三、四、五爻）也是乾，重乾为重刚（乾为刚），所以卦象显示阳刚过甚、本末俱弱。但大过卦为“大为过甚”，又为大坎之象，此与汉武帝分兵三路北伐匈奴的举动相符。

九五为变爻，由阳爻变为阴爻。外互乾变兑，兑为毁折，损兵折将之象。

外互乾变兑，则与内互乾又组成央卦。夬为五阳决去一阴之象。是时李广利率七万年马出五原，商丘成率二万军马出西河，马通率四万军马出酒泉，北伐匈奴。李广利为主军主帅，北追匈奴至范夫人城。正在此时，朝内巫蛊事件暴发，丞相刘屈氂因此被杀，李广利被指为刘的同犯，妻子已被逮捕。这一消息传到前方军中，李广利恐惧、忧疑，其军长史与都尉密谋杀掉李广利，此正与夬卦五阳决去一阴之象相符。

我们再分析一下大过九五动爻之辞。爻辞说：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魄也。

枯槁的杨树开出新花，龙钟老太配了个强壮丈夫，这都是一种反常现象。

《象传》说，桔槁的杨树开出新花，生机是不会长久的：龙钟老太配了个强壮丈夫，这种情况也太可羞酶。

变爻之辞不仅不吉，反而有凶。太卜以“何可久也”一语为断，认为匈奴很快就会灭亡，北伐很快就可取胜显然为误。因此此案大过卦为贞卦，贞卦代表“我”，之卦为悔卦，悔卦代表对方。所以“枯杨生华”与北伐匈奴首先取胜的历史事实相符：“何可久也”与贰师战败投降匈奴的历史事实相符。

这一案之卦为恒卦。恒卦六五爻为变来之爻，爻辞说：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此爻辞“妇人吉，夫子凶”，正与历史事实相符合。李广利投降匈奴，这与“恒其德，贞”之义正相反。李广利投降匈奴之后，匈奴单于把女儿嫁给他，第二年李广利又被匈奴杀死，与爻辞“夫子凶”“从妇凶”正相符合。

笔者认为，汉武帝伐匈奴一卦，不是“计谋、卦兆反谬”，而是太卜误判之卦。

（李广利投降匈奴后，单于知为汉大将，以女妻之，尊崇在卫律之上。卫律嫉妒李广利之宠，于次年八月诬陷李广利，李广利遂被杀）

在古代进行易数预测活动是一项非常庄常严肃的事情，不可以持轻率的态度，或抱有试试看的心态，这往往使准确率大打折扣。

《周易·蒙》卦辞中说：

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

对于同一件事，如果再三进行占问，就是亵渎筮法，或称亵渎神灵，所以“渎则不告”，准确率就打了折扣了，占得的卦就没准了。

《诗经·小旻》中也说：

我龟既厌，不我告犹。

这是说对同一件事连续卜问，龟灵厌烦，不进行答复了。

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卜筮不敬》中说：

古者龟为卜，策为筮，皆兴神物以前民用。其用之至严，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其应之至精。斋戒乃请，问不相袭，故史祝所言，其言若答。周史筮陈敬仲，知其八世后莫之与京，将比代齐有国。史苏占晋伯姬之嫁，而及于为赢败姬，惠、怀之乱。至邃至赜，通于神明。后世浸以不然，今而愈甚，以至饮食挠杂之际，呼日者隅坐，使之占卜，往往不加冠裳，一问四五，而责其术之不信，岂有是理哉！善乎班孟坚之论曰：“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及至衰世，懈于斋戒，而屡烦卜筮，神明不应。故筮渎不告，《易》以为忌；龟厌不告，《诗》以为刺。”谓周易之蒙卦曰：“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诗·小旻》之章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言卜问烦数，狎嫂于龟，龟灵厌之，不告以道也。汉世尚尔，况在于今，未尝顷刻尽敬，而一归咎于潘巫瞽史，其可乎哉！

清人江永指出：“《比》之《彖》则曰：‘原筮，元永贞，无咎’是得吉卦，疑不敢当者，再筮以自审也。然则卦有甚吉，或辞有不明，与事不合，难以占决者，皆当用原筮之法也。此义先儒未言也。”江永此为经验之谈。他是说凡占卜，所得卦爻为吉兆，但与占问的事情不相符合，或自己感到难以承当此卦爻之吉兆，或卦爻虽吉，但所示之义不明确，在这种难以作出决断的情况下，可以再占一卦以作出决断。（参见《河洛精蕴》卷三）

江永还说：“卜筮之道，先人谋而后鬼谋，事有当行当止，断以义，无事谋诸鬼神也。《志》曰：‘圣人不烦卜筮，又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惟事有犹豫，或关重大，乃以筮决之。”

前人规定的上述有关易数卜筮的法则，我们应当重视，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

中国古人在遇有重大决策时，强调人谋与鬼谋（易数预测）并重，并且认为只有二者的意见相一致时，才能取得圆满成功。美国管理学家西蒙教授则认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二者的意见相同时，成功概率才能达到百分这百。西蒙教授发现了非程序化决策的存在，但是他无可奈何地叹道：“制定非程序化决策所依靠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尚不了解的心理过程，正由于我们还不了解心理过程，所以有关非程序化决策的理论就显得极为空泛无物。”“对于非程序化问题，不管是他，还是我们都还不清楚这种技能之提高来自何方，学习过程就象解决问题的过程一样神秘莫测。”（《管理决策新科学》第二章第 44页）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先哲们早已就解决了非程序化决策的问题，易数预测填补了非程序化决策的空白。只是中国先哲们的这项发明创造还没有被人们真正认识清楚，还没有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易数预测能否应用于现代决策领域，并在现代决策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谨举几个实例，加以说明。

[ 例】《应用易学》总编辑（新加坡）黄违洪博士于 1998年 9月 26日 11时 20分至 17时 43分，分别打电话给张志春（石家庄）、秦瑞生（台湾）、孙溥泉（西安）和笔者四人，请预测美国总统克林顿是否会被弹劾下台，并要求将预测结果发传真给他（当时黄违洪博士在福建），争取赶上在该月底即将出版的《应用易学》第二期上发表。结果该四人的预测文章在《应用易学》第二期上发表了。

《应用易学》第二期（ 1998年 9月出版）《本期内容简介》中说：

风流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报告在美国国会山公昭于世后，其是否会被弹劾下台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风云世界专栏刊载了几位特邀编委对此进行的预测。其结论不论是否正确都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为应用易学现代化的应用树立一个典范：二是在实现《应用易学》的“创建全球性人才库和智囊库，引导和组织专门课题的攻关研究和应用开发”之理想的征途上迈出了第一步！

遗憾的是，《应用易学》出版第二期后就停刊了，它所订的目标未能坚持下去，也更未能实现。

笔者此文《克林顿是否会遭弹劾下台》同时还刊登在内部刊物《易数之友》（北京庞钰龙、雷向阳编辑出版） 1998年第 5期上，该期还载有广州邴辛先生的《克林顿的总统宝座还能保住吗》一文。

上述五人对克林顿的预测皆得出同一个结论，即克林顿在这次弹劾风波中不会下台。但此时距美国国会参院于 1999年 2月 8日、最后结案尚有 4个月零 12天。

上述五人的易数预测运用了五种不同的易数推演方法：张志春先生用奇门式，秦瑞生先生用六壬式，孙溥泉先生用纳甲式，邴辛先生用金口诀，笔者用六壬式和周易古筮法。

克林顿总统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小姐之间的暧昧关系曝光后，克林顿总统的去留问题就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国国会启动了总统弹劾程序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断续加新问题。我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中不断邀请专家对美国弹劾总统案进行评述，但专家们对于克林顿的去留问题不置可否。而此时只有易数预测的几位作者撰文讲了明确的观点。最后的结局证明易数预测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从这次由新加坡黄违洪博士牵头组织的易数预测活动，足以说明易数预测在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