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古代数术的传承与递演，确实有其不同于其它学术的特点，综合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真诀的隐传与伪术的流行

数术之学的传承，在古代是高端的学问，研究数术之学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学习者知识的深度与宽度要求很高，而且历代数术高师，皆于择人授受持之甚严，所谓“道不虚传只在人”、“非是真人莫传与”，一般的学习者，于数术之学的深层体系未必深入，对于真诀也未必得闻，而部分秘密传承，则一直在数术传承的深层绵延不绝，真口诀不能外传的结果，就是伪术的流行。

人类的探索精神了无止境，但一旦在起始的位置上发生的错误，其结果就是探索越深入，离其本质就会越远，由“自相似原则”和“迭代生成原则”推导可知，体系内的每一分枝可以看成为其在一定范围内对原始体系的复制，这种复制的结果是使数术中的体系趋向于更精更细，而体系系统中的分形交错，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变异，这种变异显示的则是在数术种类上的增多，但无论其精细与种类的变化如何，如果其学术体系在原始基础上是错误的，则其分形结构只是在错误的结论上增加新的错误结论，从而造成体系的整体错误.“在一个错误的根上，肯定结不出正确的果子来”

二、数术方法的演变与增删、汇集，造成数术的预测体系变化

前文我们讲到，在一个体系系统中的分形交错，最终形成一个新的系统的问题，如果一个体系中，原有的判断思路被人为隐藏，则造成这一方法的不可操作，或操作准确率不足，而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解决问题的一般思路，解决问题的办法会有两种，一种是求内援，一种是找外援，内援不好找，外援就容易掺和进来，过去的数术学的书籍，大部分是实用型的手册，类似于今天授课的课本，这种材料是实用性强，但不易保存，这就是现在我们很少能看到汉代以前数术传承的原因，书籍没有传下来，并不代表方法没有传下来，但其方法在演变的过程中产生不断的变异，变异的结果是其原意尽失。

我们现在看唐宋以前的数术资料与看唐宋以后的数术资料，感觉其中差异很大，体系的变化也很大，原因就是这种交错与变异造成的体系差异。这种变异的结果，就是最终形成新的方法与派系。而不同派系的相互借鉴与资料的汇集，则将这种变异趋向于新的融合，从而使其深层的基础更趋于隐秘，非得真传授者更难窥其门径。

三、单篇并行与汇聚成篇的问题

过去的古书，汉代以前的，重家法不重撰人，凡著书未自立门户，卓然成一家之言的，则言必称师，书籍的传承也是以宗门为依归，只言家法，不著作者，其传抄常以单篇为主，后期整理，将一个宗门的著作汇集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头图书，现在流传下来的诸子之书，大部分是这种情况下汇集在一起的著作，其写作年代与作者都可能不是一个人，因此，其反映的思想与时代特征都可能有差异，这种情况，在后期数术学术的传承中，仍然存在，而且后期数术之学的汇集，常常将一些不是一类的数术放在一起，这样作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放在一起的数术种类有互补性，可以参照应用。还有一种是资料汇集的过程中，几种数术在变异中产生联系，从而在某一方面可以联合运用。这两种情况，在现今流传的数术传本中皆可见到，比如现今流传的梅花易数，其最普遍的传本全名为《新订邵康节先生观梅拆字数全书》，这本书，实际上是由历史上流传的三种单独并行的数术组合而成的。

其一是以汉易象学为基础的“观梅占”，其二是数术传承中的“逢占”，即《三要灵应篇》等所代表的外应占法，其三是数术门类中的“测字术”。这三种数术的组合中，观梅占与逢占的组合是前论情况的第一种，即“梅花占”因缺少关键的钥匙口诀而致使准确率不足，从而以逢占补梅花之不足，从而形成了梅花易数中的三要灵应体系，而观梅占与测字术的组合则属于前论情况的第二种，即两种数术在变异过程中产生的共同之处可以使两种方法联合运用。

四、“依托撰人”问题

古代的数术书籍，常用“依托撰人”，这与中国古代的传统有关，中国古代的实用型书籍，大多追溯其发明与传统，而依托于某氏，如木匠的实用书籍叫《鲁班经》，式法常托名于黄帝与玄女，字书则名之为《仓颉》。这种传统，古人约定俗成，传的人心里清楚，学的人心里也清楚，实用类书籍的依托，后世的情况复杂一些，但大体不出其依归，所依托的人，必是与其技术有所关联或传承的，比如梅花易数托名于邵子，我们知道，邵子之学受之于李之才，之才之《易》受之于穆修。修受《易》于种放，放受之于陈抟，其学术本质是道家的传承，其脉络大致可寻，其学术的传承与道家的秘传数术关联很大。   易学学术，自东汉以后，易象之学尽失，郑康成初习京氏易，后弃去，改学费氏易，是因易象之学无师承则难通，而费氏易以儒理言易，无师亦可通达，至于东汉王弼扫象，而易理之说盛行，亦在于易象师法之不行。但中国文化的传承，自古有隐显两个途径，学术的体系，千年间延续不绝，自有其家法脉络，易学的隐传体系即在于道家，邵子受学于之才，受道家易学传承，其学术体系是传承有自，并非空穴来风。及至于元代以后出现的《观梅数》术法，亦是此秘密传承的余绪。后人追述师法，以邵子名于《梅花易数》亦当有其渊源。

宋代马永卿所著《懒真子》中所述有一则故事：“富郑公留守西京日，因府园牡丹盛开，召文潞公、司马端眀、楚建中、刘凡、邵先生同会。是时，牡丹一栏凡数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数乎？且请先生筮之。”既毕，曰：“凡若干朵。”使人数之，如先生言。又问曰：“此花几时开，尽请再筮之。”先生再三揲蓍，坐客固已疑之。先生沉吟良久，曰：“此花命尽来日午时。”坐客皆不答，温公神色尤不佳，但仰视屋。郑公因曰：“来日食后可会于此，以验先生之言。”坐客曰：“诺。”次日食罢，花尚无恙。洎烹茶之际，忽然群马厩中逸出，与坐客马相蹄啮，奔出花丛中。既定，花尽毁折矣。于是洛中逾服先生之言。先生家有“传易堂”，有《皇极经世集》行于世。然先生自得之妙，世不可传矣。闻之于司马文季朴。”在这个传说中，地点、人物、事件都与后期的《梅花易数》中的“牡丹占”很接近，其与“牡丹占”的异同，也符合传说在传播过程中的异化与变形的规律，作者马永卿是北宋徽宗政和前后人（约公元 1114 年前后在世），与邵雍去世时间（公元 1077 年）相去不远，此故事是得于司马文季朴，由《懒真子》中另外三个涉及文司马的故事中考察，其中有两个故事是涉及阴阳术数星命之学的，足见文季朴对星相数术很熟悉，由此可知，宋代时，已有关于牡丹占的传说的源头，至于文中所述邵子占测用揲筮之法，与后代所传之《梅花易数》有异，却与《金梅花》中所用起卦法有相通之处，是否能由此推断《梅花易数》的起源以及与《金梅花》的关系，尚有待考查。梅花易数的传承，在元代以前，未有专书行之于世，民间记载亦无流传涉及方法的支言片语，及至于明，始有抄本流传，其后在明大内馆藏数术书籍中，始列《先天观梅数》一册，《观梅数》一册，以是知《梅花易数》之始行于世，当自于元末明初。明季本所著《周易四同别录》所录《梅花数》邵康节占验，与今本所传全同，其在编末评议：“今按《梅花数》本非邵子所作，故宋末儒者皆不及，虽非出于邵子，然亦京管之遗”，所论亦为中肯。然《梅花易数》既为“京管之遗”，为何在近千年的时间内，史无记载呢？其传承中，由汉易象学转变而为梅花易数，其中间的演变过程又是哪种术法呢？如果要研究《梅花易数》数法的源流，就要找到这个中间缺失的过程。

天心混元宗内传金口秘术中“宗门八法”中“杂法”一门内的“金梅花”为历代道家宗门隐传法门，其中的“易象占”体系，上承西汉易学，下及梅花易占，而其中常多外界传承中未公开的秘诀与法窍，其中隐藏着“汉易象学”演变至于《梅花易数》所隐藏与流变的过程，从传承脉络上讲，正是解开《梅花易数》术法之迷的金钥匙。（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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