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古代数术的传承与递演,确实有其不同于其它学术的特点,综合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真诀的隐传与伪术的流行
数术之学的传承,在古代是高端的学问,研究数术之学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学习者知识的深度与宽度要求很高,而且历代数术高师,皆于择人授受持之甚严,所谓“道不虚传只在人”、“非是真人莫传与”,一般的学习者,于数术之学的深层体系未必深入,对于真诀也未必得闻,而部分秘密传承,则一直在数术传承的深层绵延不绝,真口诀不能外传的结果,就是伪术的流行。
人类的探索精神了无止境,但一旦在起始的位置上发生的错误,其结果就是探索越深入,离其本质就会越远,由“自相似原则”和“迭代生成原则”推导可知,体系内的每一分枝可以看成为其在一定范围内对原始体系的复制,这种复制的结果是使数术中的体系趋向于更精更细,而体系系统中的分形交错,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变异,这种变异显示的则是在数术种类上的增多,但无论其精细与种类的变化如何,如果其学术体系在原始基础上是错误的,则其分形结构只是在错误的结论上增加新的错误结论,从而造成体系的整体错误.“在一个错误的根上,肯定结不出正确的果子来”
二、数术方法的演变与增删、汇集,造成数术的预测体系变化
前文我们讲到,在一个体系系统中的分形交错,最终形成一个新的系统的问题,如果一个体系中,原有的判断思路被人为隐藏,则造成这一方法的不可操作,或操作准确率不足,而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解决问题的一般思路,解决问题的办法会有两种,一种是求内援,一种是找外援,内援不好找,外援就容易掺和进来,过去的数术学的书籍,大部分是实用型的手册,类似于今天授课的课本,这种材料是实用性强,但不易保存,这就是现在我们很少能看到汉代以前数术传承的原因,书籍没有传下来,并不代表方法没有传下来,但其方法在演变的过程中产生不断的变异,变异的结果是其原意尽失。
我们现在看唐宋以前的数术资料与看唐宋以后的数术资料,感觉其中差异很大,体系的变化也很大,原因就是这种交错与变异造成的体系差异。这种变异的结果,就是最终形成新的方法与派系。而不同派系的相互借鉴与资料的汇集,则将这种变异趋向于新的融合,从而使其深层的基础更趋于隐秘,非得真传授者更难窥其门径。
三、单篇并行与汇聚成篇的问题
过去的古书,汉代以前的,重家法不重撰人,凡著书未自立门户,卓然成一家之言的,则言必称师,书籍的传承也是以宗门为依归,只言家法,不著作者,其传抄常以单篇为主,后期整理,将一个宗门的著作汇集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头图书,现在流传下来的诸子之书,大部分是这种情况下汇集在一起的著作,其写作年代与作者都可能不是一个人,因此,其反映的思想与时代特征都可能有差异,这种情况,在后期数术学术的传承中,仍然存在,而且后期数术之学的汇集,常常将一些不是一类的数术放在一起,这样作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放在一起的数术种类有互补性,可以参照应用。还有一种是资料汇集的过程中,几种数术在变异中产生联系,从而在某一方面可以联合运用。这两种情况,在现今流传的数术传本中皆可见到,比如现今流传的梅花易数,其最普遍的传本全名为《新订邵康节先生观梅拆字数全书》,这本书,实际上是由历史上流传的三种单独并行的数术组合而成的。
其一是以汉易象学为基础的“观梅占”,其二是数术传承中的“逢占”,即《三要灵应篇》等所代表的外应占法,其三是数术门类中的“测字术”。这三种数术的组合中,观梅占与逢占的组合是前论情况的第一种,即“梅花占”因缺少关键的钥匙口诀而致使准确率不足,从而以逢占补梅花之不足,从而形成了梅花易数中的三要灵应体系,而观梅占与测字术的组合则属于前论情况的第二种,即两种数术在变异过程中产生的共同之处可以使两种方法联合运用。
四、“依托撰人”问题
古代的数术书籍,常用“依托撰人”,这与中国古代的传统有关,中国古代的实用型书籍,大多追溯其发明与传统,而依托于某氏,如木匠的实用书籍叫《鲁班经》,式法常托名于黄帝与玄女,字书则名之为《仓颉》。这种传统,古人约定俗成,传的人心里清楚,学的人心里也清楚,实用类书籍的依托,后世的情况复杂一些,但大体不出其依归,所依托的人,必是与其技术有所关联或传承的,比如梅花易数托名于邵子,我们知道,邵子之学受之于李之才,之才之《易》受之于穆修。修受《易》于种放,放受之于陈抟,其学术本质是道家的传承,其脉络大致可寻,其学术的传承与道家的秘传数术关联很大。 易学学术,自东汉以后,易象之学尽失,郑康成初习京氏易,后弃去,改学费氏易,是因易象之学无师承则难通,而费氏易以儒理言易,无师亦可通达,至于东汉王弼扫象,而易理之说盛行,亦在于易象师法之不行。但中国文化的传承,自古有隐显两个途径,学术的体系,千年间延续不绝,自有其家法脉络,易学的隐传体系即在于道家,邵子受学于之才,受道家易学传承,其学术体系是传承有自,并非空穴来风。及至于元代以后出现的《观梅数》术法,亦是此秘密传承的余绪。后人追述师法,以邵子名于《梅花易数》亦当有其渊源。
宋代马永卿所著《懒真子》中所述有一则故事:“富郑公留守西京日,因府园牡丹盛开,召文潞公、司马端眀、楚建中、刘凡、邵先生同会。是时,牡丹一栏凡数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数乎?且请先生筮之。”既毕,曰:“凡若干朵。”使人数之,如先生言。又问曰:“此花几时开,尽请再筮之。”先生再三揲蓍,坐客固已疑之。先生沉吟良久,曰:“此花命尽来日午时。”坐客皆不答,温公神色尤不佳,但仰视屋。郑公因曰:“来日食后可会于此,以验先生之言。”坐客曰:“诺。”次日食罢,花尚无恙。洎烹茶之际,忽然群马厩中逸出,与坐客马相蹄啮,奔出花丛中。既定,花尽毁折矣。于是洛中逾服先生之言。先生家有“传易堂”,有《皇极经世集》行于世。然先生自得之妙,世不可传矣。闻之于司马文季朴。”在这个传说中,地点、人物、事件都与后期的《梅花易数》中的“牡丹占”很接近,其与“牡丹占”的异同,也符合传说在传播过程中的异化与变形的规律,作者马永卿是北宋徽宗政和前后人(约公元 1114 年前后在世),与邵雍去世时间(公元 1077 年)相去不远,此故事是得于司马文季朴,由《懒真子》中另外三个涉及文司马的故事中考察,其中有两个故事是涉及阴阳术数星命之学的,足见文季朴对星相数术很熟悉,由此可知,宋代时,已有关于牡丹占的传说的源头,至于文中所述邵子占测用揲筮之法,与后代所传之《梅花易数》有异,却与《金梅花》中所用起卦法有相通之处,是否能由此推断《梅花易数》的起源以及与《金梅花》的关系,尚有待考查。梅花易数的传承,在元代以前,未有专书行之于世,民间记载亦无流传涉及方法的支言片语,及至于明,始有抄本流传,其后在明大内馆藏数术书籍中,始列《先天观梅数》一册,《观梅数》一册,以是知《梅花易数》之始行于世,当自于元末明初。明季本所著《周易四同别录》所录《梅花数》邵康节占验,与今本所传全同,其在编末评议:“今按《梅花数》本非邵子所作,故宋末儒者皆不及,虽非出于邵子,然亦京管之遗”,所论亦为中肯。然《梅花易数》既为“京管之遗”,为何在近千年的时间内,史无记载呢?其传承中,由汉易象学转变而为梅花易数,其中间的演变过程又是哪种术法呢?如果要研究《梅花易数》数法的源流,就要找到这个中间缺失的过程。
天心混元宗内传金口秘术中“宗门八法”中“杂法”一门内的“金梅花”为历代道家宗门隐传法门,其中的“易象占”体系,上承西汉易学,下及梅花易占,而其中常多外界传承中未公开的秘诀与法窍,其中隐藏着“汉易象学”演变至于《梅花易数》所隐藏与流变的过程,从传承脉络上讲,正是解开《梅花易数》术法之迷的金钥匙。(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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