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古代数术的传承与递演，确实有其不同于其它学术的特点，综合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真诀的隐传与伪术的流行

数术之学的传承，在古代是高端的学问，研究数术之学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学习者知识的深度与宽度要求很高，而且历代数术高师，皆于择人授受持之甚严，所谓“道不虚传只在人”、“非是真人莫传与”，一般的学习者，于数术之学的深层体系未必深入，对于真诀也未必得闻，而部分秘密传承，则一直在数术传承的深层绵延不绝，真口诀不能外传的结果，就是伪术的流行。

人类的探索精神了无止境，但一旦在起始的位置上发生的错误，其结果就是探索越深入，离其本质就会越远，由“自相似原则”和“迭代生成原则”推导可知，体系内的每一分枝可以看成为其在一定范围内对原始体系的复制，这种复制的结果是使数术中的体系趋向于更精更细，而体系系统中的分形交错，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变异，这种变异显示的则是在数术种类上的增多，但无论其精细与种类的变化如何，如果其学术体系在原始基础上是错误的，则其分形结构只是在错误的结论上增加新的错误结论，从而造成体系的整体错误.“在一个错误的根上，肯定结不出正确的果子来”

二、数术方法的演变与增删、汇集，造成数术的预测体系变化

前文我们讲到，在一个体系系统中的分形交错，最终形成一个新的系统的问题，如果一个体系中，原有的判断思路被人为隐藏，则造成这一方法的不可操作，或操作准确率不足，而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解决问题的一般思路，解决问题的办法会有两种，一种是求内援，一种是找外援，内援不好找，外援就容易掺和进来，过去的数术学的书籍，大部分是实用型的手册，类似于今天授课的课本，这种材料是实用性强，但不易保存，这就是现在我们很少能看到汉代以前数术传承的原因，书籍没有传下来，并不代表方法没有传下来，但其方法在演变的过程中产生不断的变异，变异的结果是其原意尽失。

我们现在看唐宋以前的数术资料与看唐宋以后的数术资料，感觉其中差异很大，体系的变化也很大，原因就是这种交错与变异造成的体系差异。这种变异的结果，就是最终形成新的方法与派系。而不同

派系的相互借鉴与资料的汇集，则将这种变异趋向于新的融合，从而使其深层的基础更趋于隐秘，非得真传授者更难窥其门径。

三、单篇并行与汇聚成篇的问题

过去的古书，汉代以前的，重家法不重撰人，凡著书未自立门户，卓然成一家之言的，则言必称师，书籍的传承也是以宗门为依归，只言家法，不著作者，其传抄常以单篇为主，后期整理，将一个宗门的著作汇集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头图书，现在流传下来的诸子之书，大部分是这种情况下汇集在一起的著作，其写作年代与作者都可能不是一个人，因此，其反映的思想与时代特征都可能有差异，这种情况，在后期数术学术的传承中，仍然存在，而且后期数术之学的汇集，常常将一些不是一类的数术放在一起，这样作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放在一起的数术种类有互补性，可以参照应用。还有一种是资料汇集的过程中，几种数术在变异中产生联系，从而在某一方面可以联合运用。这两种情况，在现今流传的数术传本中皆可见到，比如现今流传的梅花易数，其最普遍的传本全名为《新订邵康节先生观梅拆字数全书》，这本书，实际上是由历史上流传的三种单独并行的数术组合而成的。

其一是以汉易象学为基础的“观梅占”，其二是数术传承中的“逢占”，即《三要灵应篇》等所代表的外应占法，其三是数术门类中的“测字术”。这三种数术的组合中，观梅占与逢占的组合是前论情况的第一种，即“梅花占”因缺少关键的钥匙口诀而致使准确率不足，从而以逢占补梅花之不足，从而形成了梅花易数中的三要灵应体系，而观梅占与测字术的组合则属于前论情况的第二种，即两种数术在变异过程中产生的共同之处可以使两种方法联合运用。

四、“依托撰人”问题

古代的数术书籍，常用“依托撰人”，这与中国古代的传统有关，中国古代的实用型书籍，大多追溯其发明与传统，而依托于某氏，如木匠的实用书籍叫《鲁班经》，式法常托名于黄帝与玄女，字书则名之为《仓颉》。这种传统，古人约定俗成，传的人心里清楚，学的人心里也清楚，实用类书籍的依托，后世的情况复杂一些，但大体不出其依归，所依托的人，必是与其技术有所关联或传承的，比如梅花易数托名于邵子，我们知道，邵子之学受之于李之才，之才之《易》受之于穆修。修受《易》于种放，放受之于陈抟，其学术本质是道家的传承，其脉络大致可寻，其学术的传承与道家的秘传数术关联很大。   易学学术，自东汉以后，易象之学尽失，郑康成初习京氏易，后弃去，改学费氏易，是因易象之学无师承则难通，而费氏易以儒理言易，无师亦可通达，至于东汉王弼扫象，而易理之说盛行，亦在于易象师法之不行。但中国文化的传承，自古有隐显两个途径，学术的体系，千年间延续不绝，自有其家法脉络，易学的隐传体系即在于道家，邵子受学于之才，受道家易学传承，其学术体系是传承有自，并非空穴来风。及至于元代以后出现的《观梅数》术法，亦是此秘密传承的余绪。后人追述师法，以邵子名于《梅花易数》亦当有其渊源。

宋代马永卿所著《懒真子》中所述有一则故事：“富郑公留守西京日，因府园牡丹盛开，召文潞公、司马端眀、楚建中、刘凡、邵先生同会。是时，牡丹一栏凡数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数乎？且请先生筮之。”既毕，曰：“凡若干朵。”使人数之，如先生言。又问曰：“此花几时开，尽请再筮之。”先生再三揲蓍，坐客固已疑之。先生沉吟良久，曰：“此花命尽来日午时。”坐客皆不答，温公神色尤不佳，但仰视屋。郑公因曰：“来日食后可会于此，以验先生之言。”坐客曰：“诺。”次日食罢，花尚无恙。洎烹茶之际，忽然群马厩中逸出，与坐客马相蹄啮，奔出花丛中。既定，花尽毁折矣。于是洛中逾服先生之言。先生家有“传易堂”，有《皇极经世集》行于世。然先生自得之妙，世不可传矣。闻之于司马文季朴。”在这个传说中，地点、人物、事件都与后期的《梅花易数》中的“牡丹占”很接近，其与“牡丹占”的异同，也符合传说在传播过程中的异化与变形的规律，作者马永卿是北宋徽宗政和前后人（约公元 1114 年前后在世），与邵雍去世时间（公元 1077 年）相去不远，此故事是得于司马文季朴，由《懒真子》中另外三个涉及文司马的故事中考察，其中有两个故事是涉及阴阳术数星命之学的，足见文季朴对星相数术很熟悉，由此可知，宋代时，已有关于牡丹占的传说的源头，至于文中所述邵子占测用揲筮之法，与后代所传之《梅花易数》有异，却与《金梅花》中所用起卦法有相通之处，是否能由此推断《梅花易数》的起源以及与《金梅花》的关系，尚有待考查。梅花易数的传承，在元代以前，未有专书行之于世，民间记载亦无流传涉及方法的支言片语，及至于明，始有抄本流传，其后在明大内馆藏数术书籍中，始列《先天观梅数》一册，《观梅数》一册，以是知《梅花易数》之始行于世，当自于元末明初。明季本所著《周易四同别录》所录《梅花数》邵康节占验，与今本所传全同，其在编末评议：“今按《梅花数》本非邵子所作，故宋末儒者皆不及，虽非出于邵子，然亦京管之遗”，所论亦为中肯。然《梅花易数》既为“京管之遗”，为何在近千年的时间内，史无记载呢？其传承中，由汉易象学转变而为梅花易数，其中间的演变过程又是哪种术法呢？如果要研究《梅花易数》数法的源流，就要找到这个中间缺失的过程。

天心混元宗内传金口秘术中“宗门八法”中“杂法”一门内的“金梅花”为历代道家宗门隐传法门，其中的“易象占”体系，上承西汉易学，下及梅花易占，而其中常多外界传承中未公开的秘诀与法窍，其中隐藏着“汉易象学”演变至于《梅花易数》所隐藏与流变的过程，从传承脉络上讲，正是解开《梅花易数》术法之迷的金钥匙。

一、《金梅花》与《梅花易数》的差别

《金梅花》与《梅花易数》相比，体系更接近于汉代易象之学，我们今天可以见到的汉易象的书籍，西汉焦延寿所著之《焦氏易林》是集大成之作，焦氏所著尚有《易林变占》十六卷，惜乎不传，故易林变占之法缺失，近代行唐尚秉和先生治《易林》，于其中考证东汉以后失传易象，考定失传佚象数百种，从而独成一家，重兴汉代易象之学，但尚氏为治学出身，其解《易林》纯出于穷经与自悟，对变占之法有所不明，因此《焦氏易林注》全文是以象解象，不知以占法解象，实际上《焦氏易林》有变占之法，其中很多象意是由变占而来，尚氏不明此理，殊为遗憾。这种情况，有点象沈氏破解《玄空》风水之术，是以一本《阴阳二宅录验》入手，苦思经年，自悟而得，其所著《沈氏玄空学》，后代沿习，常徘徊在“验与不验”之间，也是不明用法。

西汉易学象数之学中的变占之法，实际就隐藏在《金梅花》的易象占之中，因此，以《金梅花》解《焦氏易林》殊为通透。《金梅花》中的象占之学，其演变的后期即为《梅花易数》，但《梅花易数》中的金钥匙被人为的隐藏，最终造成整体的占断思路松散，没有整体的过程，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梅花易数》的占法是瘫着的一团，没有主心骨儿，《梅花易数》中有“八卦心易体用诀”一节，其内容曰：“心易之数,得之者众.体用之决,有之者罕。

余幼读《易》书，长参数学，始得心易卦数，初见起例，仅知占其吉凶。如以蠡测海，茫然无涯。后得智人见授体用心得之决，而后占事之决，疑此有定。据验则验，如繇基射的，百发百中。其要在于分体用之卦，察其五行生克，比和之理，而明乎吉凶悔吝之机也。于是《易》数之妙始见，而《易》道之卦义备矣，乃世有真实，人罕遇之耳。 得此者,幸甚秘之”。

心易体用诀，《梅花易数》的编辑者说得很重要，但这个诀实际上是个伪诀，正是这个口诀，将《梅花易数》的占断引入到了僵化、狭窄的预测思路之上，从而从根本上将《梅花易数》引导到了错误的路径之上，其后的一系列占断，皆以此体用总诀为宗，致使《梅花易数》的预测准确率大大降低，使后期的学习者，不得不以逢占来补易象占的不足，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梅花易数》以“三要十应”为主的奇怪现象。

《金梅花》与《梅花易数》的不同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评述：

一、起卦法不同

《梅花易数》的起卦法，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1、以数起卦，其起卦法包括物数占，声音占，字占，尺寸占、报数起卦等方法，

2、以年月日时起卦，其起卦法是以年月日数之和除以 8，余数为上卦；以年月曰时数之和除以 8，余数为下卦；以年月曰时数之和除以 6，余数取动爻。其中年以当年地支数计（子 1 丑 2„„亥 12）。月数直接以农历之月数计（如一月为 1，三月为 3），日数直接以农历日数计（如初一为 1，初二为 2，直到 30 数）。时数按时辰地支数计（子 1 丑 2„„亥 12）。 （年、时辰地支数按子 1 丑 2 寅 3 卯 4 辰 5 巳 6 午 7 未 8 申 9 酉 10 戌 11 亥 12）。

3、端法起卦，以物或人所取之象为上卦（八卦万物所属卦象为上卦），以其所在后天八卦方位之卦为下卦，以上、下卦数加时数除以 6 余数为动爻。（现在传承的术数种类，只有秘术金梅花中的“宗门八法”中，有端法一门，《梅花易数》的端法起卦，与秘术金梅花的关系，留待以后解说）

以上几种起卦法，与《金梅花》相互比较，多与《金梅花》起法不同，相较而言，《金梅花》的起卦法更多，保留了汉易象学演变过程中的中间环节，而《梅花易数》的起卦法，则是在宋以后综合与变异后的结果。《金梅花》的起卦法，包括“揲筮法、积算起卦、金钱卦法、端法”等，其中，揲筮法为延承古例，积算法与金钱卦法为与《金梅花·卦气纳甲占》共用之法，端法中包含着年月日时占与数占的法门，因此，后期的《梅花易数》起卦法，很可能是由《金梅花》的端法一门蔓衍演化而成，关于《金梅花》的起卦法，留待后文详细解说。

二、确定“体用”不同

《梅花易数》中讲，占测要分清体用，“体用云者，如易卦具卜筮之道，则易卦为体，以卜筮用之，此所谓体用者，借体用二字以寓动静之卦，以分主客之兆，以为占例之准则也。”在这一段中，《梅花易数》的著者讲，以易卦为体，以卜筮为用，而分主客之兆，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此外《梅花易数·占卜总诀》中讲到“次看卦之体用，以论五行生克，体用即动静之说。体为主，用为事。应、用生体与比和，则吉，体生用或用克体，则不吉。”其以动为用，以静为体的观点在字面上讲也是正确的（但动的定义不同），但其后《梅花易数》的著者在书中所论“以动爻静爻分体用之旨，以动为用，以静为体”的说法，则殊失象易本旨，《梅花易数》的著者应当也知道这种分体用的方法的准确率是有问题的，因此其有《梅花易数·断卦遗论》中提到：凡占卜决断，固以体用为主，然有不拘体用者。如起例中西林寺额得山地剥，体用互变，俱比和，则为吉，而乃不吉，何也？盖寺者，纯阳人居之地，而纯阴爻象，则群阴剥阳之义显然也。此理甚明，不必拘体用也。

又若有人问：“今日动静如何？”得地风升，初爻动，用克体三。对外应的应用不同，现在流传的《梅花易数》中对外应的应用很多，但于中也可分辨出一些不同。

《梅花易数》卷一《占卜总诀》中讲到，占测先要以卦爻辞决断吉凶，次看体用动静，其次再看克应，其中所言之：“数者既备，要尽占卜之道，必须以易卦为主，克应次之，俱吉则大吉，俱凶则大凶，有凶有吉，则详审卦辞，及克用体应之类，以断吉凶也，要在圆机，不可执也”，是以卦象体用为主，以外应占法为次，言明克应是补充之道，不可为主。

但从卷二开始，以三要十应开头，通篇都是外应的占法，其卷二之《三要灵应篇序》中所言：“夫《易》者，性理之学也。性理，具于人心者也。当其方寸湛然，灵台皎洁，无一毫之干，无一尘之累，斯时也，性理具在而《易》存吾心，浑然是《易》也，其先天之《易》也。乃夫虑端一起，事根忽萌，物之着心，如云之蔽室，如尘之蒙镜，斯时也，汩没茫昧，而向之《易》存吾心者，泯焉尔。故三要之妙，在于运耳、目、心三者之虚灵，俾应于事物也，耳之聪，目之明，吾心实总乎聪明。盖事根于心，心该乎事，然事之未萌也，虽鬼神莫测其端，而吉凶祸福，无门可入。故先师曰：‘思虑未动，鬼神不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谁？’故事萌于心，鬼神知之矣。吉凶悔吝有其数，然吾预知之，何道欤？

必曰：‘求诸吾心易之妙而已矣。’于是寂然不动，静虑诚存，观变玩占，运乎三要，必使视之不见，吾见之；听之不闻者，吾闻之；如形之见视，如音之见告，吾之了然鉴之。则《易》之为卜筮之道，而《易》在吾心矣。三要不虚，而灵应之妙斯得也。是道也，寓至精至神之理，百姓日用而不知，安得圆通三昧者，与之论欤！”

《三要灵应篇》中篇所云：“三要者，运耳、目、心三者之要也。灵应者，灵妙而应验也。夫耳之于听，目之于视，心之于思，三者为人一身之要，而万物之理不出于视听之外。占决之际，寂闻澄虑，静观万物，而听其音，知吉凶，见其形之善恶，察其理之祸福，皆可为占卜之验。如谷之应声，如影之随形，灼然可见也。”

以及《体用论》中所言：“心易寓物之用，以体为主。然人如一体一用之常，不知一体百用之变。并体之变，全卦为内，卦内亦不知一用，而互变皆用也。三要十应之卦，外卦也，外亦不一，无非用也。学寓物者，得体用以为至术，十应则罕有之，后则三要以为全术。且谓体用自体用，三要自三要，遂以体用决吉凶，以三要为吉凶之兆。  孰知三要、十应、体用之致？

呜乎！体用不可无三要，十应不可无体用。体用、三要、十应，理无间然也。如此者，是谓心易之全术，而可以尽占卜之道也。”已将三要十应所代表的外应占法上升到了“决策吉凶而为体用之致”的位置上，这种说法，本身就与卷一有冲突之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现在看到的《新订邵康节先生观梅拆字数全书》，实际上就是三种数术的结合，而卷二中的《三要灵应篇》体系，实际上是古代流传的逢占之术，成书于公元四二十年左右的刘昞《敦煌实录》中有一则故事：“侯瑾字子瑜，解鸟语，尝出门见白雀与众雀同行，慨然叹曰：‘今天下大乱，君子小人相与焉。’”其中侯瑾所用即为逢占之术，在这个故事中，侯瑾的预测方法是以白雀代表君子，以众雀代表小人，实与三要十应论所称的“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以物比类的原则等同，逢占的发展后期与诸多数术相互接轨，相互融合。（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