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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梅花与梅花易数的区别(续)
文章出处:郓城县易学研究会(官方网站)  浏览次数:1083次  发布日期:2022/5/29

对于中国古代数术的传承与递演,确实有其不同于其它学术的特点,综合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真诀的隐传与伪术的流行

数术之学的传承,在古代是高端的学问,研究数术之学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学习者知识的深度与宽度要求很高,而且历代数术高师,皆于择人授受持之甚严,所谓“道不虚传只在人”、“非是真人莫传与”,一般的学习者,于数术之学的深层体系未必深入,对于真诀也未必得闻,而部分秘密传承,则一直在数术传承的深层绵延不绝,真口诀不能外传的结果,就是伪术的流行

人类的探索精神了无止境,但一旦在起始的位置上发生的错误,其结果就是探索越深入,离其本质就会越远,由“自相似原则”和“迭代生成原则”推导可知,体系内的每一分枝可以看成为其在一定范围内对原始体系的复制,这种复制的结果是使数术中的体系趋向于更精更细,而体系系统中的分形交错,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变异,这种变异显示的则是在数术种类上的增多,但无论其精细与种类的变化如何,如果其学术体系在原始基础上是错误的,则其分形结构只是在错误的结论上增加新的错误结论,从而造成体系的整体错误.“在一个错误的根上,肯定结不出正确的果子来”

二、数术方法的演变与增删、汇集,造成数术的预测体系变化

前文我们讲到,在一个体系系统中的分形交错,最终形成一个新的系统的问题,如果一个体系中,原有的判断思路被人为隐藏,则造成这一方法的不可操作,或操作准确率不足,而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解决问题的一般思路,解决问题的办法会有两种,一种是求内援,一种是找外援,内援不好找,外援就容易掺和进来,过去的数术学的书籍,大部分是实用型的手册,类似于今天授课的课本,这种材料是实用性强,但不易保存,这就是现在我们很少能看到汉代以前数术传承的原因,书籍没有传下来,并不代表方法没有传下来,但其方法在演变的过程中产生不断的变异,变异的结果是其原意尽失

我们现在看唐宋以前的数术资料与看唐宋以后的数术资料,感觉其中差异很大,体系的变化也很大,原因就是这种交错与变异造成的体系差异。这种变异的结果,就是最终形成新的方法与派系。而不同

派系的相互借鉴与资料的汇集,则将这种变异趋向于新的融合,从而使其深层的基础更趋于隐秘,非得真传授者更难窥其门径。

三、单篇并行与汇聚成篇的问题

过去的古书,汉代以前的,重家法不重撰人,凡著书未自立门户,卓然成一家之言的,则言必称师,书籍的传承也是以宗门为依归,只言家法,不著作者,其传抄常以单篇为主,后期整理,将一个宗门的著作汇集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头图书,现在流传下来的诸子之书,大部分是这种情况下汇集在一起的著作,其写作年代与作者都可能不是一个人,因此,其反映的思想与时代特征都可能有差异,这种情况,在后期数术学术的传承中,仍然存在,而且后期数术之学的汇集,常常将一些不是一类的数术放在一起,这样作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放在一起的数术种类有互补性,可以参照应用。还有一种是资料汇集的过程中,几种数术在变异中产生联系,从而在某一方面可以联合运用。这两种情况,在现今流传的数术传本中皆可见到,比如现今流传的梅花易数,其最普遍的传本全名为《新订邵康节先生观梅拆字数全书》,这本书,实际上是由历史上流传的三种单独并行的数术组合而成的

其一是以汉易象学为基础的“观梅占”,其二是数术传承中的“逢占”,即《三要灵应篇》等所代表的外应占法,其三是数术门类中的“测字术”。这三种数术的组合中,观梅占与逢占的组合是前论情况的第一种,即“梅花占”因缺少关键的钥匙口诀而致使准确率不足,从而以逢占补梅花之不足,从而形成了梅花易数中的三要灵应体系,而观梅占与测字术的组合则属于前论情况的第二种,即两种数术在变异过程中产生的共同之处可以使两种方法联合运用。

四、“依托撰人”问题

古代的数术书籍,常用“依托撰人”,这与中国古代的传统有关,中国古代的实用型书籍,大多追溯其发明与传统,而依托于某氏,如木匠的实用书籍叫《鲁班经》,式法常托名于黄帝与玄女,字书则名之为《仓颉》。这种传统,古人约定俗成,传的人心里清楚,学的人心里也清楚,实用类书籍的依托,后世的情况复杂一些,但大体不出其依归,所依托的人,必是与其技术有所关联或传承的,比如梅花易数托名于邵子,我们知道,邵子之学受之于李之才,之才之《易》受之于穆修。修受《易》于种放,放受之于陈抟,其学术本质是道家的传承,其脉络大致可寻,其学术的传承与道家的秘传数术关联很大   易学学术,自东汉以后,易象之学尽失,郑康成初习京氏易,后弃去,改学费氏易,是因易象之学无师承则难通,而费氏易以儒理言易,无师亦可通达,至于东汉王弼扫象,而易理之说盛行,亦在于易象师法之不行。但中国文化的传承,自古有隐显两个途径,学术的体系,千年间延续不绝,自有其家法脉络,易学的隐传体系即在于道家,邵子受学于之才,受道家易学传承,其学术体系是传承有自,并非空穴来风。及至于元代以后出现的《观梅数》术法,亦是此秘密传承的余绪。后人追述师法,以邵子名于《梅花易数》亦当有其渊源。

宋代马永卿所著《懒真子》中所述有一则故事:“富郑公留守西京日,因府园牡丹盛开,召文潞公、司马端眀、楚建中、刘凡、邵先生同会。是时,牡丹一栏凡数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数乎?且请先生筮之。”既毕,曰:“凡若干朵。”使人数之,如先生言。又问曰:“此花几时开,尽请再筮之。”先生再三揲蓍,坐客固已疑之。先生沉吟良久,曰:“此花命尽来日午时。”坐客皆不答,温公神色尤不佳,但仰视屋。郑公因曰:“来日食后可会于此,以验先生之言。”坐客曰:“诺。”次日食罢,花尚无恙。洎烹茶之际,忽然群马厩中逸出,与坐客马相蹄啮,奔出花丛中。既定,花尽毁折矣。于是洛中逾服先生之言。先生家有“传易堂”,有《皇极经世集》行于世。然先生自得之妙,世不可传矣。闻之于司马文季朴。”在这个传说中,地点、人物、事件都与后期的《梅花易数》中的“牡丹占”很接近,其与“牡丹占”的异同,也符合传说在传播过程中的异化与变形的规律,作者马永卿是北宋徽宗政和前后人(约公元 1114 年前后在世),与邵雍去世时间(公元 1077 年)相去不远,此故事是得于司马文季朴,由《懒真子》中另外三个涉及文司马的故事中考察,其中有两个故事是涉及阴阳术数星命之学的,足见文季朴对星相数术很熟悉,由此可知,宋代时,已有关于牡丹占的传说的源头,至于文中所述邵子占测用揲筮之法,与后代所传之《梅花易数》有异,却与《金梅花》中所用起卦法有相通之处,是否能由此推断《梅花易数》的起源以及与《金梅花》的关系,尚有待考查。梅花易数的传承,在元代以前,未有专书行之于世,民间记载亦无流传涉及方法的支言片语,及至于明,始有抄本流传,其后在明大内馆藏数术书籍中,始列《先天观梅数》一册,《观梅数》一册,以是知《梅花易数》之始行于世,当自于元末明初。明季本所著《周易四同别录》所录《梅花数》邵康节占验,与今本所传全同,其在编末评议:“今按《梅花数》本非邵子所作,故宋末儒者皆不及,虽非出于邵子,然亦京管之遗”,所论亦为中肯。然《梅花易数》既为“京管之遗”,为何在近千年的时间内,史无记载呢?其传承中,由汉易象学转变而为梅花易数,其中间的演变过程又是哪种术法呢?如果要研究《梅花易数》数法的源流,就要找到这个中间缺失的过程。

天心混元宗内传金口秘术中“宗门八法”中“杂法”一门内的“金梅花”为历代道家宗门隐传法门,其中的“易象占”体系,上承西汉易学,下及梅花易占,而其中常多外界传承中未公开的秘诀与法窍,其中隐藏着“汉易象学”演变至于《梅花易数》所隐藏与流变的过程,从传承脉络上讲,正是解开《梅花易数》术法之迷的钥匙。

一、金梅花梅花易数的差别

《金梅花》与《梅花易数》相比,体系更接近于汉代易象之学,我们今天可以见到的汉易象的书籍,西汉焦延寿所著之《焦氏易林》是集大成之作,焦氏所著尚有《易林变占》十六卷,惜乎不传,故易林变占之法缺失,近代行唐尚秉和先生治《易林》,于其中考证东汉以后失传易象,考定失传佚象数百种,从而独成一家,重兴汉代易象之学,但尚氏为治学出身,其解《易林》纯出于穷经与自悟,对变占之法有所不明,因此《焦氏易林注》全文是以象解象,不知以占法解象,实际上《焦氏易林》有变占之法,其中很多象意是由变占而来,尚氏不明此理,殊为遗憾。这种情况,有点象沈氏破解《玄空》风水之术,是以一本《阴阳二宅录验》入手,苦思经年,自悟而得,其所著《沈氏玄空学》,后代沿习,常徘徊在“验与不验”之间,也是不明用法。

西汉易学象数之学中的变占之法,实际就隐藏在《金梅花》的易象占之中,因此,以《金梅花》解《焦氏易林》殊为通透。《金梅花》中的象占之学,其演变的后期即为《梅花易数》,但《梅花易数》中的钥匙被人为的隐藏,最终造成整体的占断思路松散,没有整体的过程,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梅花易数》的占法是瘫着的一团,没有主心骨儿,《梅花易数》中有“八卦心易体用诀”一节,其内容曰:“心易之数,得之者众.体用之决,有之者罕

余幼读《易》书长参数学始得心易卦数初见起例仅知占其吉凶如以蠡测海茫然无涯后得智人见授体用心得之决而后占事之决疑此有定据验则验如繇基射的百发百中其要在于分体用之卦察其五行生克比和之理而明乎吉凶悔吝之机也于是《易》数之妙始见而《易》道之卦义备矣乃世有真实人罕遇之耳 得此者,幸甚秘之”

心易体用诀,《梅花易数》的编辑者说得很重要,但这个诀实际上是个伪诀,正是这个口诀,将《梅花易数》的占断引入到了僵化、狭窄的预测思路之上,从而从根本上将《梅花易数》引导到了错误的路径之上,其后的一系列占断,皆以此体用总诀为宗,致使《梅花易数》的预测准确率大大降低,使后期的学习者,不得不以逢占来补易象占的不足,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梅花易数》以“三要十应”为主的奇怪现象。

《金梅花》与《梅花易数》的不同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评述:

一、起卦法不同

《梅花易数》的起卦法,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1、以数起卦,其起卦法包括物数占,声音占,字占,尺寸占、报数起卦等方法,

2、以年月日时起卦,其起卦法是以年月日数之和除以 8,余数为上卦;以年月曰时数之和除以 8,余数为下卦;以年月曰时数之和除以 6,余数取动爻。其中年以当年地支数计(子 1 2„„亥 12)。月数直接以农历之月数计(如一月为 1,三月为 3),日数直接以农历日数计(如初一为 1,初二为 2,直到 30 数)。时数按时辰地支数计(子 1 2„„亥 12)。 (年、时辰地支数按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3、端法起卦,以物或人所取之象为上卦(八卦万物所属卦象为上卦),以其所在后天八卦方位之卦为下卦,以上、下卦数加时数除以 6 余数为动爻。(现在传承的术数种类,只有秘术金梅花中的“宗门八法”中,有端法一门,《梅花易数》的端法起卦,与秘术金梅花的关系,留待以后解说)

以上几种起卦法,与《金梅花》相互比较,与《金梅花》起法不同,相较而言,《金梅花》的起卦法更多保留了汉易象学演变过程中的中间环节,而《梅花易数》的起卦法,则是在宋以后综合与变异后的结果。《金梅花》的起卦法,包括“揲筮法、积算起卦、金钱卦法、端法”等,其中,揲筮法为延承古例,积算法与金钱卦法为与《金梅花·卦气纳甲占》共用之法,端法中包含着年月日时占与数占的法门,因此,后期的《梅花易数》起卦法,很可能是由《金梅花》的端法一门蔓衍演化而成,关于《金梅花》的起卦法,留待后文详细解说。

二、确定“体用”不同

《梅花易数》中讲,占测要分清体用,“体用云者,如易卦具卜筮之道,则易卦为体,以卜筮用之,此所谓体用者,借体用二字以寓动静之卦,以分主客之兆,以为占例之准则也。”在这一段中,《梅花易数》的著者讲,以易卦为体,以卜筮为用,而分主客之兆,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此外《梅花易数·占卜总诀》中讲到“次看卦之体用,以论五行生克,体用即动静之说。体为主,用为事。应、用生体与比和,则吉,体生用或用克体,则不吉。”其以动为用,以静为体的观点在字面上讲也是正确的(但动的定义不同),但其后《梅花易数》的著者在书中所论“以动爻静爻分体用之旨,以动为用,以静为体”的说法,则殊失象易本旨,《梅花易数》的著者应当也知道这种分体用的方法的准确率是有问题的,因此其有《梅花易数·断卦遗论》中提到:凡占卜决断,固以体用为主,然有不拘体用者。如起例中西林寺额得山地剥,体用互变,俱比和,则为吉,而乃不吉,何也?盖寺者,纯阳人居之地,而纯阴爻象,则群阴剥阳之义显然也。此理甚明,不必拘体用也。

又若有人问:“今日动静如何?”得地风升,初爻动,用克体三对外应的应用不同现在流传的《梅花易数》中对外应的应用很多,但于中也可分辨出一些不同

《梅花易数》卷一《占卜总诀》中讲到,占测先要以卦爻辞决断吉凶,次看体用动静,其次再看克应,其中所言之:“数者既备,要尽占卜之道,必须以易卦为主,克应次之,俱吉则大吉,俱凶则大凶,有凶有吉,则详审卦辞,及克用体应之类,以断吉凶也,要在圆机,不可执也”,是以卦象体用为主,以外应占法为次,言明克应是补充之道,不可为主。

但从卷二开始,以三要十应开头,通篇都是外应的占法,其卷二之《三要灵应篇序》中所言:“夫《易》者,性理之学也。性理,具于人心者也。当其方寸湛然,灵台皎洁,无一毫之干,无一尘之累,斯时也,性理具在而《易》存吾心,浑然是《易》也,其先天之《易》也。乃夫虑端一起,事根忽萌,物之着心,如云之蔽室,如尘之蒙镜,斯时也,汩没茫昧,而向之《易》存吾心者,泯焉尔。故三要之妙,在于运耳、目、心三者之虚灵,俾应于事物也,耳之聪,目之明,吾心实总乎聪明。盖事根于心,心该乎事,然事之未萌也,虽鬼神莫测其端,而吉凶祸福,无门可入。故先师曰:‘思虑未动,鬼神不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谁?’故事萌于心,鬼神知之矣。吉凶悔吝有其数,然吾预知之,何道欤?

必曰:‘求诸吾心易之妙而已矣。’于是寂然不动,静虑诚存,观变玩占,运乎三要,必使视之不见,吾见之;听之不闻者,吾闻之;如形之见视,如音之见告,吾之了然鉴之。则《易》之为卜筮之道,而《易》在吾心矣。三要不虚,而灵应之妙斯得也。是道也,寓至精至神之理,百姓日用而不知,安得圆通三昧者,与之论欤!”

《三要灵应篇》中篇所云:“三要者,运耳、目、心三者之要也。灵应者,灵妙而应验也。夫耳之于听,目之于视,心之于思,三者为人一身之要,而万物之理不出于视听之外。占决之际,寂闻澄虑,静观万物,而听其音,知吉凶,见其形之善恶,察其理之祸福,皆可为占卜之验。如谷之应声,如影之随形,灼然可见也。”

以及《体用论》中所言:“心易寓物之用,以体为主。然人如一体一用之常,不知一体百用之变。并体之变,全卦为内,卦内亦不知一用,而互变皆用也。三要十应之卦,外卦也,外亦不一,无非用也。学寓物者,得体用以为至术,十应则罕有之,后则三要以为全术。且谓体用自体用,三要自三要,遂以体用决吉凶,以三要为吉凶之兆。  孰知三要、十应、体用之致?

呜乎!体用不可无三要,十应不可无体用。体用、三要、十应,理无间然也。如此者,是谓心易之全术,而可以尽占卜之道也。”已将三要十应所代表的外应占法上升到了“决策吉凶而为体用之致”的位置上,这种说法,本身就与卷一有冲突之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现在看到的《新订邵康节先生观梅拆字数全书》,实际上就是三种数术的结合,而卷二中的《三要灵应篇》体系,实际上是古代流传的逢占之术,成书于公元四二十年左右的刘昞《敦煌实录》中有一则故事:“侯瑾字子瑜,解鸟语,尝出门见白雀与众雀同行,慨然叹曰:‘今天下大乱,君子小人相与焉。’”其中侯瑾所用即为逢占之术,在这个故事中,侯瑾的预测方法是以白雀代表君子,以众雀代表小人,实与三要十应论所称的“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以物比类的原则等同,逢占的发展后期与诸多数术相互接轨,相互融合。(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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